康熙皇帝是中國歷史上留下最多個人意見的帝王。各種奏章中都有很多他的批注，有時用滿文寫，有時用漢文寫。

滿文才是他的母語，漢文是他後來學習的，所以在運用漢文時格外簡潔直白，不囉嗦、不廢話，更沒有什麼客套裝飾。不論是康熙皇帝親筆御批，或是別人幫他謄抄過的，光從語氣上就很容易判斷是不是他自己的意見。

漢學家史景遷（Jonathan D. Spence 1936-）有一本奇特的著作，書名叫做 "Emperor of China" [註]，書中寫的中國皇帝就是康熙，而此書最奇特之處在於使用了第一人稱，從頭到尾都是「我」。

這個「我」是史景遷嗎？不是，是康熙皇帝。那麼這本書是小說嗎？不然怎麼能復活康熙皇帝，用他作第一人稱來寫？史景遷又不是康熙皇帝，從史學角度看，他怎麼能寫以康熙皇帝作第一人稱敘述的書？

一般狀況下是不能的，但史景遷把握、凸顯了從史學和史料學角度所看到康熙皇帝最獨特之處。幾乎書中的每一段，都的的確確有著康熙皇帝以第一人稱留下來的史料作為根據，不是出於史景遷的臆測或想像虛構。史景遷所做的，是將這些龐雜豐富的史料，依照康熙的生活進行分類統整。

書的第一章是「遊」，主要講遊獵，在皇帝生活中有著很重要的地位，因為要維持從東北來的民族風格，也和軍事訓練、軍事行動密切相關。第二章接著描述康熙皇帝如何實質進行統治， 和大臣如何具體互動。到最後一章，則探索並呈現他和諸多兒子之間的關係，也就聯繫到皇位與權力的繼承問題。

很難找到多少歷史人物，更不用說帝王，能夠如此用第一人稱來呈現，清楚顯示出康熙皇帝的相關史料多麼豐富。而如此貼近切入他的生活，更具說服力地讓我們看到，他對於知識具有真摯的熱忱，對於聖賢學問的興趣遠高於教他的那些儒生講官們。

這件事對清朝的統治很重要，擴大來看，對中國士人的傳統也很重要。自宋朝建立起來的近世政治觀念，核心精神是區分「政統」與「道統」，皇帝與王朝繼承「政統」，士人則擔負「道統」。而宋代政治上最特別的，就是「政統」承認需要有「道統」的支撐與協助，才能構成合法、完整的統治機制。

然而到了明朝，「政統」與「道統」之間陷入一種不平衡的狀態。「士節」的價值觀仍在， 士人普遍有著「道統」的信念，然而皇帝那邊的「政統」卻不只輕忽「道統」，而且在現實政治運作中將「政統」抬得高高在上，「道統」地位相對低落。於是原本認定應該由「道統」來輔佐、甚至指引「政統」的信念便無法落實。

到了康熙朝，產生了「道統」和「政統」間的進一步扭曲──「內聖」與「外王」的兩個範疇在康熙皇帝身上混同了。原本應藉由掌握聖賢知識以代表「道統」，可以在「內聖」範疇中超越皇帝、指導皇帝的讀書人，卻在康熙皇帝面前明顯被比了下去。

在「政統」的權力面，他們當然比不上皇帝；而現在麻煩的是，連在「道統」的知識與實踐上，他們也不如皇帝。皇帝對於聖賢知識的看重程度高於這些士人，進而皇帝對於這些聖賢知識的理解，也高於本來該當他老師的人。皇帝解說朱注，講官只能靜默聆聽，不能置一詞，師生關係明顯逆轉，變成「政統」和「道統」的領導權都掌握在皇帝那裡。

不可思議的旺盛精力與好奇心

康熙皇帝擁有不可思議的旺盛精力。他任命南懷仁為「欽天監」監副，南懷仁實質上成為皇帝的天文老師。皇帝關切的不是曆法，而是訂定曆法的道理。和從西方來的這些耶穌會修士來往，康熙皇帝進一步取得了關於世界地理的認知，更耗費十年時間，實測全中國六百四十多處的經緯數據，完成了中國最早的經緯度地圖《皇輿全覽圖》。在康熙朝的上諭中也提到過經緯度， 有用經緯度標示中國領土的記錄。

康熙皇帝還有數學老師，那是梅文鼎。《清史稿．梅文鼎傳》中記錄，他在康熙二十八年到北京，去拜訪出事之前在皇帝面前當紅的李光地。梅文鼎告訴李光地，曆法、曆學在本朝已有很大的進展，但一般讀經書的儒生對這方面都沒有概念，所以他特別寫了一本相當於曆學入門介紹的書。這部書叫做《曆學疑問》，共三卷。

後來李光地隨康熙皇帝離京，到了德州，熱愛知識的皇帝跟老師要書看，李光地也沒帶別的書，就將自己正在讀的《曆學疑問》交了出去。皇帝一看書名覺得很有趣，便說：「我平常就對曆學有興趣，可以幫你看看這是不是一本好書。」表示皇帝知道李光地在曆學上的程度是遠不及自己的。

兩天之後，皇帝有了評斷，他告訴李光地，這位作者用力很深，論點還算公允，要將書先帶在身邊，回宮中仔細讀。到第二年春天，又是南巡時，皇帝把仔細讀完的書還給李光地，上面有圈點塗抹和簽貼批語。李光地問：這書有沒有什麼問題或缺點？皇帝的意見是：沒什麼大問題， 就是有些算式不完整。原來梅文鼎這本書並未按照自己原先構想的寫完，竟被皇帝看了出來。

梅文鼎的家學傳到孫子梅瑴成，皇帝就讓梅瑴成進入內廷學習，特別研究「借根方」法， 也就是西方的代數。《清史稿．梅瑴成傳》中提到，康熙皇帝曾交給梅瑴成一本書，要他研究， 說那本書西方人命名為「阿爾熱八達」（就是algebra「代數」），此字的原意指的是「東來之法」。所以這是西方人從東方學習去的，現在又傳回東方。

由此可知，康熙皇帝在中國數學的發展上，也有他一定的影響。

他精力旺盛，不只在「文」的方面大有成就，也有在「武」的方面的頻繁活動。前面提到史景遷的書，開頭第一章就集中在「武」的部分，每年巡狩外，還不時視察、監督滿洲親貴們在軍事上的整備狀態。而且他的狩獵活動不是表面儀式，曾經多次遭逢真實的危險，顯見他追求新奇冒險的性格傾向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[註] 可參考〔美〕史景遷著，溫洽溢譯，《康熙：重構一位中國皇帝的內心世界》（Emperor of China: Self-Portrait of K'ang- Hsi）（臺北：時報出版，二○一五年）。

(本文摘自《不一樣的中國史12》/ 遠流出版)

【內容簡介】

清朝和明朝在三件事上不一樣。滿漢官並行、以八旗為滿洲命脈與統治基礎，以及「永不加賦」的祖宗家法，清朝歷史的變動主軸亦由此梳理。康熙完成史無前例的「政統」與「道統」合一，雍正有著折服天下的想像，延續至乾隆打造了百年盛世。

但失去道統權威的士人，出現了知識結構真空。「實學」成為新的關鍵詞，卻因缺乏思想工具而回到古籍考索上，表現之一為乾嘉學派。太平天國是清中葉出現的一個內部挑戰，和來自西方列國對於中國中心的挑戰同時迸發。曾國藩所帶領的士人信仰雖力挽狂瀾，新的政治骨幹也抵擋不了官僚習氣的沉淪。

滿洲人必須進入漢人建構的「天下觀」中才能治理中國，這也是難以將自身放入「列國」新秩序的關鍵障礙。中國近代史的主題是「衝擊與回應」，開放通商口岸正是洋人與中國關係的突破點。西洋事物、制度、野心以驚人速度湧入中國，上千年文明無力再提供現實指引，如此迎來一個極其獨特的騷動時代。

【作者簡介】

楊照

本名李明駿，1963年生，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，曾為哈佛大學史學博士候選人。

擅長將繁複的概念與厚重的知識，化為淺顯易懂的故事，寫作經常旁徵博引，在學院經典與新聞掌故間左右逢源，字裡行間洋溢人文精神，並流露其文學情懷。近年來累積大量評論文字，以公共態度探討公共議題，樹立公共知識份子的形象與標竿。

曾任《明日報》總主筆、遠流出版公司編輯部製作總監、臺北藝術大學兼任講師、《新新聞》週報總編輯、總主筆、副社長等職；現為「新匯流基金會」董事長， BRAVO FM91.3電台「閱讀音樂」、臺北電台「楊照說書」節目主持人，並固定在「誠品講堂」、「敏隆講堂」、「趨勢講堂」及「藝集講堂」開設長期課程。著有長篇小說、中短篇小說集、散文、文學文化評論集、現代經典細讀等著作數十冊。

(本文由 中時新聞網 提供)